未央宫遗址出土骨签之名物考

                         于志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等地出土的刻字骨签,是近年来汉代考古的重要发现⑴ 。刘庆柱⑵ 、李毓芳⑶ 、吴荣曾⑷ 、赵化成⑸ 、李均明⑹ 、刘振东、张建锋⑺ 等先生曾分别对骨签的命名、性质、用途、年代及其刻文所见工官、书法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研究和探讨,多有建树,丰富了我们对于汉代历史文化的认知。笔者拟在各位前辈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各地出土弓、弩材料的分析,就未央宫遗址出土骨签的名实、器用之性质以及相关问题,谈一些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教正。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未央宫第三号建筑遗址即被定为中央官署建筑的遗址和武库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骨签,其中,未央宫遗址出土骨签约6万多件,有刻字的骨签5.7万多件,无字骨签还有近万件,骨签出土时,大多分布在房屋墙壁附近,这些骨签被推测原来放置于靠墙而立的架子上;武库遗址出土刻文骨签约31件。根据考古报告以及有关研究,出土的骨签,具有以下的特点:

1. 骨签以动物骨骼制作而成,其中以牛骨为原料的占绝大多数;骨签颜色以白色或黄白色者数量最多,制作过程是先把动物骨骼加工成长条形,一般长5.8~7.2厘米、宽2.1~3.2厘米、厚0.2~0.4厘米。

2. 骨签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相近,其上、下端加工成圆弧形,一般下端较尖。从骨签横截面观察,其正面微呈圆弧状,背面平;正面和背面均有竖行锯痕,背面的锯痕更显粗糙。骨签正面上部为长3.5~4.0、宽1.5~2厘米的磨光平面,其上刻字。

3. 根据报告以及研究,骨签的形制,分为两类:
Ⅰ型为灰色或褐色,短而厚实,中部最宽,一侧做出月牙状缺口;Ⅱ型为白色或淡黄色,长而轻薄,偏上部最宽,一侧做出圆形缺口。骨签刻字部分的位置以及缺口的方向相反。骨签中腰一侧有一半月形凹槽,凹槽在骨签侧边位置因骨签种类不同而各异。骨签只有一行刻字者,其凹槽在骨签左侧;骨签有两行以上刻字者,其凹槽在骨签右侧,个别骨签也有例外。原来的骨签绝大多数是两个一对,包括两种类型,每对骨签由半月形凹槽位置相反的两个骨签组成。两个骨签背面相对,以绳捆系,系绳通过骨签的半月形凹槽,这样使绳子不至于滑脱。每对骨签的大小、形制、颜色相同(但骨签半月形凹槽位置相反)。出土的骨签中,还发现了原来两个骨签捆系在一起的情况(如12732与12736;12739与12740;12743与12744,但是捆扎的绳子已经朽没)⑻。

4. 骨签的刻字内容,一般可分两种:第一种,多为物品代号、编号、数量、名称、规格等,这种骨签一般为一行字,个别也有两行字者,字数少者两、三个字,多者七、八个字,此种骨签主要属于弓弩箭镞等兵器和器物编号两大类:强度签——“力……石(斤)”、“射……步”;编号签——天干+数字;第+数字。第二种为工官签或中央官署签,罗列年代、工官或官署名称、各级官吏或工匠的名字,这种骨签一般有二至四行,字数少者十余字,多者三四十字不等。

5. 根据刻文,骨签为文帝~元帝时期,有年号者为汉武帝太初年间至汉元帝永光三年;武库遗址有汉成帝鸿嘉元年、汉平帝元始二年者。

  关于骨签的性质、用途,发掘者认为“骨签主要是设在地方的中央工官向皇室和中央上缴各种产品的记录”,数以几万计的骨签,自西汉初期延续到西汉晚期,不少骨签的保存时间在百年以上,“应该说是被中央政府有意收藏的。” 骨签并不属于器物的“标签”或“标牌”,应是郡国工官(也有不少中央职能部门)向中央政府或皇室“供进之器”的记录。把延续上百年的骨签集中放在专门建筑的地方保存起来,显然具有档案资料的性质。“关于骨签的制作和刻写,应是管理骨签的中央官署,并非生产物品,提供器物的产地工官。”进而提出三号建筑是“西汉王朝中央政府或皇室管辖有关郡国工官的官署” ,“一座保存特种宫廷或国家档案的官署。” 骨签是西汉王朝中央政府保存备查的重要文字资料,属于中央档案⑼。或认为上述刻文不同类型的“两种骨签在数量上应相同。”

  赵化成先生认为,骨签是作为物勒工名的器物“标签”或“标牌”,其大小和形制就是最好的说明,同时骨签文字内容也具有“标签”或“标牌”的性质;进而提出报告所述骨签用绳子通过半月形凹槽成对捆放,作为标签或标牌而系于器物上;“每对骨签或许应包括前述两种内容,这样,既有工官或官署名称、各级监造者和工匠的名字,又有编号、数量、名称规格等。勿庸置疑,这种骨签当与具体的器物紧密相关。”进而认为三号遗址“与其说是‘管理全国工官的官署’,‘保存特种宫廷(或国家)的档案’,不如说是一座存放武器的仓库,即‘武库’更为合适。”似为皇室或宫廷禁卫军的“小武库”。骨签由生产部门直接制作的可能性或许更大,所反映的内容与产地工官“物勒工名”制度相合⑽。

  吴荣曾先生认为,骨签一种是物品之代号、编号、物名、数量等,另一类是记录性文字,包括纪年和官吏、工匠的名字和职责;“全部签文当是和弩有关的档案资料”;“前一种签文内容简单,字数很少,似是器物的标签,后一类内容详细,其格式和铜器、漆器上的铭文一致,能看出当是弩上铭记的‘抄本’。”“汉代官府所作的器物,沿着物勒工名的传统,上面必有铭记,弩也不例外。”出土和传世的弩机、箭杆上刻文资料表明,签文为弩的铭文,应该没有问题。“至于当时人为何要把弩上的铭文转刻在骨片上,目前还无法知悉。”⑾

  刘振东、张建锋先生认为“骨签刻文的内容包括了物品的品质(强度)、编号和工官或中央官署等信息”,三类刻文一类记强度,一类为编号,一类罗列年代工官和官吏、工匠;成对的两枚骨签形制稍异,内容也不同,一为工官签或中央官署签,一为编号签或强度签;以此可知工官签和编号签是合在一起使用。骨签三类内容不同,应是组合在一起配套使用;骨签和刻文应是在各工官内完成的,物勒工名,与器物相伴,用法是每组中有一枚强度签;进而在吴荣曾先生观点的基础上认为骨签确与弩关系密切,弩机和弩弓是弩最重要构件,“工官签应在弩机制成后刻写文字,而强度签指的是弓,应是在弓制作完成并经过强度测量后刻写文字。推测骨签是用绳子通过缺口系结牢固,然后系与弩机和弓上。”⑿

  关于未央宫出土骨签用途和性质的研究,上述诸先生的观点多有灼见,多认为骨签和弩直接相关,甚是。但是,如果将骨签名为器物的标牌、标签或档案签,就形态而言,的确有些令人惑解:与其制作有半月形槽口且标准不规整的骨签,两两捆扎,倒不如直接以小长方形骨片为之,偏上居中钻一个眼孔,以绳系结,简单而且省时、省事、牢靠,以汉之工巧,毫无技术障碍。所以标签说或档案说等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从骨签的形制、出土情况、刻文并且结合近年来各地出土的弓的实物材料来看,我们认为所谓的“骨签”,应该是弩上所配弓体或复合型弓上的骨质弓弭,而且多部分可能是修理弓、弩弓之后废弃的骨弭残片。

 

————————————注释————————————

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武库》,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⑵ 刘庆柱《汉代骨签和汉代工官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4辑,1997年;刘庆柱、小原俊树编著《汉长安城骨签书法》,日本东京木耳社,2004年。

⑶ 李毓芳《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述略》,《人文杂志》1990年第2期;《略论未央宫三号建筑与汉代骨签》,《文博》1993年第2期。

⑷ 吴荣曾《西汉骨签中所见的工官》,《考古》2000年第9期。

⑸ 赵化成《未央宫三号建筑与骨签性质初探》,《中国文物报》1995年5月14日。

⑹ 李均明《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出土骨签琐议》,《台大历史学报》第23卷第338-348页,1999年。此篇题目系在因特网上检索到,未能查阅到全文。

⑺ 刘振东、张建锋《西汉骨签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3期。

⑻ 发掘报告未刊出此类骨签的刻文内容和照片。

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武库》,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⑽ 赵化成《未央宫三号建筑与骨签性质初探》,《中国文物报》1995年5月14日。

⑾ 吴荣曾《西汉骨签中所见的工官》,《考古》2000年第9期。

⑿ 刘振东、张建锋《西汉骨签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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