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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章程 历年十大考古发现名单
 
2006年十大考古发现
(以时代为序)
  经过对24个入围项目的最终评选,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4月8日在京揭晓。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自1990年由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了17届,产生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极大地推进了考古学科的发展、考古知识的普及和文物保护意识的培养,已经成为一年一度备受业内外关注的知名品牌。

1、云南富源大河旧石器洞穴遗址

时代:旧石器时代
发掘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市文物管理所、富源县文物管理所
发掘领队:吉学平

简介:

  该遗址位于云南东部富源县大河乡茨托村海拔1743米的癞石山上,是个总长约35米的洞穴。2006年的发掘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旧石器考古发掘方法,共获得石制品1400余件,动物化石150余件,人牙化化石1枚。该遗址遗迹现象非常丰富,有人工垫石地面、火塘等。该遗址发现的人工垫石地面为西南地区首次发现。该遗址发现的石制品既有本地区文化的传统特点,又有典型的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勒瓦娄哇技术特点,是莫斯特文化在我国南方的首次集中出现。

  大河遗址文化层的年代为4.4万年至3.6万年,它的发现表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发生于中国南方的时间早于中国北方。这或许意味着不同的交流路线。

专家点评:

  该遗址的各种迹象比较全面,既有人工遗迹,也发现石器有新的特点,加上有人牙,在发掘过程中还十分注意保护。

 

2、广东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单位: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深圳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李海荣

简介:

  该遗址是一处典型的沙丘遗址。出土的遗存有新石器时代和商时期的,其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最为重要。根据碳十四测定的数据,该遗址应距今7000―6000年。对它的考古研究,为珠江三角洲地区距今6000年前后至近7000年间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断代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标尺。另外,距今7000年的遗物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发现的、有准确测年的人类最早的遗物,这些遗物为探寻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古文化之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发掘表明该遗址是当时规格很高的对周围遗址有较强辐射力或者控制力的一个中心性聚落遗址,也是目前惟一一处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典型遗址。可以说咸头岭遗址是一把钥匙,它是深入认识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的关键之一,通过对该遗址的深入研究,有望为解决一些久而未决的岭南史前考古问题提供重要的线索。

专家点评:

  其一,这个遗址在发掘中总结出来的一套沙丘遗址的发掘技术程序,比较好地解决了沙丘遗址固沙的难题,对今后沙丘遗址发掘水平的提高有借鉴作用;其二,它是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史前时代研究的重要发现。

3、河南灵宝西坡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

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考古所、灵宝市文管所
发掘领队:陈星灿

简介:

  河南灵宝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地带,目前已发现的该时期大型遗址多集中在灵宝境内。为对仰韶文化中期的社会、经济形态有更深入的认识,2000年至2006年,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6次主动科学发掘和系统钻探,发掘面积累计5000余平方米,历年发掘均有重要发现。这些发现,极大深化了学术界对仰韶文化中期社会复杂状况的认识。大型中心性聚落、特大公共性建筑和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构成了该时期复杂社会的显著特点。这些与中国其他主要史前文化区迥异的特点,可能对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对中国第一个王朝最终在中原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专家点评:

  1958年曾发现过一个这样的墓葬,但之后就再没发现。这次考古的重要意义是:发现的是一个墓地,进一步证实了我们过去的推断――这是一个 史前时代的重要变革时期。

4、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
发掘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佛山市高明区博物馆
发掘领队:崔勇

简介:

  为了加强广明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去年9月起,对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经过近4个月的发掘,不但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还发现了包括稻谷等大量的植物遗存,填补了广东史前考古的多项空白,取得重要收获。

  古椰遗址东距西江约1.8公里,其东北部为南蓬山,西南部为圣堂山。西江支流高明河(沧江)经遗址南面流过。本次发掘区域分别为岗顶、缓坡、坡脚和农田,获取的信息内容也有区别。岗顶区发现柱洞、灰坑等遗迹单位89个。缓坡区文化堆积已被大量的近现代墓葬破坏殆尽。坡脚区堆积最厚的分8层,发现了一处早期的活动面和一处唐代的路面。

  水田区是本次发掘的重点,海拔高度低于2.5米。文化堆积分7层,1层为现代表土层。2层为唐代文化层。3层为早商时期文化层。4层以贝壳堆积为主,文化遗物稀少。5层为黑灰色土,含大量贝壳,出土大量果核、木块、竹片、动物碎骨等。陶器分泥质和夹砂。泥质陶较多,陶色为外表黑褐,内壁红褐,亦有少量橙黄色等。纹饰以绳纹为主,少量刻划水波纹、旋纹、半圆圜纹等。器形主要有釜、圈足盘、小口直领罐等。木质遗物有碎木屑、木条、树枝等,有的木条有加工痕迹。竹片保存较好。动物骨骼主要为鱼、鳖,亦有少量猪、鹿等。6层为黑褐色黏土,含大量腐殖物和小贝壳、小石螺等。贝壳直径1—3厘米,分离出土大量腐殖物碎屑、陶片、碎骨和保存较好的树叶。最重要的是出土了20多粒稻谷。陶器以夹砂绳纹陶为主,灰或灰白泥质陶的比例增加,器型有釜和泥质圈足盘等。7层为黑灰色黏土,含大量木块、树枝条和少量陶片、果核、碎骨等。3—7层的陶器具有明显差别,表明本遗址的文化遗存具有分期的可能。

  出土遗物分为人工制品和动、植物遗存。人工制品有陶、石、木、骨器等。其中以陶器为主,陶器中多为夹砂陶,以釜为主。泥质陶主要是圈足盘、钵等。文化遗存分4个阶段,分别与水田区的第3、5、6和7层相对应。第一阶段的陶器均出自水田区的7层,可复原的陶器为陶釜和带腰沿的陶钵等。陶釜为夹砂陶,敞口,球腹,颈腹结合处有一周明显的抹痕,腹部施垂直或左上至右下的绳纹和横向的弦纹或右上至左下的篦划纹,这些特点非常明显,在本遗址陶器上贯彻始终。陶钵为泥质陶,敛口,圜平底,腹部外侧有一周较宽的腰沿,内部施酱红色陶衣(彩)。圈足盘个体较大,足较高,上敞下敛呈盘口状,饰2层弦纹、竖向刻划纹和指甲纹等。第二阶段为水田区的6层,器型有罐、釜、钵、钵形釜、圈足盘等。其中罐的变化不明显,但器型较第一阶段丰富,圈足盘内壁多见放射状的刮彩,圈足也多有镂孔。第三阶段为水田5层和坡脚区的8层,可复原器物2件,最突出的特点是开始出一定数量的盘口器,同时也出镂孔圈足盘,但数量很少。第四阶段以3—4层和山岗坡脚区的6—7层为代表,陶器的器类趋于简单化,主要以夹砂的盘口釜、罐类为主少见其他器型,但第四阶段出较多的石器,与前3期有较大的区别。另外,人工制品中首次发现一定数量有加工和使用痕迹的木质工具。

  动、植物遗存主要出自水田区的6层。植物遗存为各种植物种子和稻谷,包括果核和坚果等,目前经初步统计,已经甄别出大于0.5厘米的植物种子20种以上,如橄榄、南酸枣、楝果和冬瓜子等。稻谷的个体超过20粒,大多没有炭化。动物有淡水龟、鳖类和硬骨鱼类,其中鲶鱼科和鲈鱼科等少量种属可辨。陆生动物有野猪、鹿、牛、狗和亚洲象等。

  古椰贝丘遗址的主要收获:第一、古椰位于三水盆地的边缘,地理位置独特。根据堆积层位及包含物特征,古椰贝丘遗址的遗存可分为早晚衔接、连续发展的4个阶段,填补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商以前的考古学编年体系的空白,是一个新的考古学类型,对于探讨西江、北江、东江古文化遗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完善本地区古文化谱系有重要意义。第二、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史前遗址中首次发现了稻谷,为研究本地区和岭南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新资料。第三、大量的动植物遗存的出土,为岭南首次发现,为揭示珠江三角洲乃至岭南地区食物的来源、结构,经济的多样性和古生态环境,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专家点评:

  贝丘遗址以前也有发现,但这次发掘并未局限于贝类,特别是采集到其他诸多动物、植物考古学的材料,在贝丘的类型上有了新的发现。

5、山西柳林高红商代遗址

时代:商代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梁市文物局、柳林县文管所
发掘领队:马昇

简介:

  该遗址在高红村南的一座山梁上,这座山梁被东西横贯柳林的三川河三面环绕,北邻307国道。整个山梁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东、南部坡度较缓,西、北部陡峭。从上至下均发现有陶片。离河岸不远有战国、汉代陶片和灰坑一类的遗迹;在高处的缓坡上采集到的陶片属商晚期。山梁顶部较平缓,当地人称柿枣垣。垣上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平坦;东部是漫坡地。据研究,晋西北、陕北高原一带在商晚期可能为某政治集团的活动范围。高红遗址可能是该集团的权力中心所在。

  张忠培点评:该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认了过去零星的发现属于哪种文化,确认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发现的遗址具有宫殿规模,这就增加了这种文化的内涵,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到这种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准,已有了政权建设。这个发掘推进了这类遗存的进一步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当时商代的北面有一个强大的文化。

  另外,遗址中有大型的夯土建筑群表明这曾是宫殿,这非集团的力量不能做到,说明这里曾是一处政治集团的活动中心。这处遗址的发掘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吕梁地区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专家点评:

  长期以来,在吕梁山区屡屡发现有着相似文化特征的商代晚期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出土地点分散,大多出自墓葬中,一直没有发现与之相应的遗址。高红商代基址的发现无疑为吕梁山区的一些晚商青铜器找到了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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