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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章程 历年十大考古发现名单
 
2009年十大考古发现
  2010年6月11日,在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苏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代表国家文物局宣布了“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它们是:

6、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张在明

简介:

    秦直道是中国古代唯一沿山脊和高地选线的国家级交通大道,始于今陕西淳化,止于内蒙古包头,目前全程已发现道路遗迹约750公里。
    陕西境内已发现秦直道遗迹498公里,其中富县段长125公里,是直道全程中路段最长、遗存最典型的地区。桦沟口段直道位于陕甘交界处,呈西北~东南走向。
    在2009年发掘中心区揭露出道路路面总长71米。路面车辙均呈放射状分布,下方有11—13道车辙辙梁,随着上坡,路面变窄,车辙辙梁合并减少。为了加强路面的强度,一些辙梁上还铺垫有经过加工的礓石碎块。不少辙梁上还残存有类似马、牛的蹄印,以及用金属工具铲挖的痕迹。
    从成组或对称的车辙印判断,当时的车辆轮距有1.1米、1.3米和1.4米3种。
    多处路面上叠压有秦代和西汉时期的绳纹筒瓦、板瓦,两处路面上还出土了铜镞和铜币,为道路的绝对年代提供了可靠依据。在发掘中心区直道最狭窄处两侧的建筑基址,可能是秦直道上规格较高的关卡性质的遗址。
    在发掘区内还发现了与直道平行、且规格很高的夯土护坡,以及5条上山的之字形盘山道。对盘山道勘探发掘印证了直道道路的三要素:路土(包括车辙)、夯土护坡和排水沟。
此次发掘至少发现三处明显的人为破坏直道路面的现象。由于处在黄土高原地带,山水对地貌的冲刷带有强烈的加速度特征。在不长的时间里,人工沟引发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和山体滑坡,形成了最宽近100米,最深达30多米的深沟。发掘者推测,道路的破坏者,很可能是中原一方。因为两汉至南北朝的数百年间,他们基本处于被动的守势,另外,作为修路和道路养护的一方,他们更了解直道的弱点。根据出土文物,桦沟口段直道及其附属建筑应始建于秦代,沿用至两汉之间或稍晚,随后废弃。

专家点评: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秦始皇时代修筑的秦直道,是由秦王朝执政中枢城方直通北边长城防线的高速道路。工程的完成体现出秦王朝的高效率的行政机能。司马迁就『堑山堙谷』的施工难度,曾经有『固轻百姓力矣』的感叹。但是另一方面,直道的开通又标志着建筑规划和工程组织,劳动管理和行政效率的突出的历史性进步。可以看作秦政纪念的这条古代道路,是交通史遗迹值得珍视的存留。
    交通史学者、历史地理学者和考古学者以秦直道为对象的考察历时多年,对于某些路段的走向尚存在明显的分歧意见。对于秦直道的具体形制的认识,亦并不明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秦直道富县桦沟口段进行的考古发掘,是对这条重要的古代道路第一次科学发掘。发掘收获以断代明确的出土资料,否定了以为秦直道并非南北笔直,而推断其路线向西北迂回至于华池、定边,再东北折向乌审旗的意见。发掘者对于路基结构、路面状况、护坡形式、排水系统以及规模可观的很可能性质为关卡的高等级道路附属建筑遗存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分析,充实了我们对于秦汉交通建设成就的认识。秦直道富县桦沟口段跨越葫芦河。发掘工地位置正在直道由高岭向平川盘折而下的路段,发掘收获对于说明这条古代道路通行山区的形式,也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路面遗存车辙和脚印的发现,为认识古代交通形式披露了生动的资料。

 

 

7、陕西西汉帝陵考古调查及发掘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焦南峰

简介:

    西汉帝陵考古工作是2006年9月开始实施的大遗址考古项目。4年多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陵考古队采取“全方位调查、大面积普探、重点地区详探、关键部位试掘、高精度测绘及资料数据化”的工作思路,田野工作与资料整理齐头并进,取得了较大成果。
    截至目前,已先后完成汉武帝茂陵、“周陵”、汉平帝康陵、汉元帝渭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以及茂陵2号建筑遗址的(部分)发掘工作。汉惠帝安陵、汉哀帝义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进入尾声,茂陵帝陵南侧外藏坑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
    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的新成果,为西汉帝陵乃至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汉陵考古队近5年发表、完成考古报告、专著、图录、论文、简报等54篇(部)。新建立的茂陵、周王陵、康陵、渭陵、安陵、义陵6个GIS系统及协助陕西省古建规划设计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制的《汉武帝茂陵申遗规划》《咸阳周王陵文物保护规划》《汉惠帝安陵申遗规划》也为大遗址保护利用提供了详细资料,收到了研究、保护、利用的多重效果。

专家点评: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西汉帝陵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汉代以后历代帝王陵寝制度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但是长期以来,考古学界对西汉帝陵的了解甚少,这直接影响了汉代帝王陵墓考古研究。近年来开展的西汉帝陵大遗址保护工程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考古发现,极大的改变了这种学术现状。
    已经开展的汉武帝茂陵、汉元帝渭陵、汉哀帝义陵、汉平帝康陵、汉惠帝安陵及咸阳塬上秦王陵的考古工作,取得学术上的重大突破。上述早中晚不同时期西汉帝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揭示出西汉帝陵由西汉早期(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皇帝陵与皇后陵共用一个陵园,到其后皇帝陵与皇后陵各自一个陵园,并在皇帝陵园与皇后陵园之外又筑一“大陵园”。“大陵园”之中有皇帝陵园、皇后陵园和陵寝建筑及陪葬坑,“大陵园”之外、“陵区”之中又有陪葬墓、陵邑等。
    通过西汉帝陵的大遗址考古工作,基本究明了一些帝陵的考古学文化内涵,明确了西汉帝陵陵园、陪葬坑、陵寝建筑、陪葬墓、陵邑等遗存的分布位置、范围、保存现状,为汉武帝茂陵、汉惠帝安陵申遗规划和咸阳塬秦王陵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力地推动了西汉帝陵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开展。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工作,在我国古代大遗址保护工作中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重要道路。

 

8、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潘伟斌

简介:

    西高穴大墓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2006年-2008年,此墓葬多次被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8年12月12日开始,到2009年12月下旬对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这次发掘共清理了2座墓葬,分别编号为1号墓和2号墓。1号墓尚在发掘之中。
    2号墓虽然经过多次盗掘,破坏严重,但是仍出土了一批文物,大部分经过扰动。其中以出土的多枚刻字铭牌最为重要。另有兵器和墓主人的头骨、肢骨等残块,为我们确定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结合墓葬的形制、规模、出土文物、出土铭牌铭文的内容、字体、出土墓主人骨骼的鉴定.并结合鲁潜墓志和西门豹祠等的相互位置,以及历史文献记载的魏武帝陵位置,最终判断此墓的墓主人是魏武帝曹操,此墓系魏武帝曹操的高陵。特别是那些带有“魏武王”铭文的文物出土,为确定墓主人为魏武帝曹操提供了重要证据。
    此墓葬墓主人曹操去世和入葬的年月清楚,纪年明确,为东汉、魏晋时期墓葬的断代起到了标尺性作用。曹操所开创的魏晋南北朝薄葬制度是从两汉到隋唐丧葬制度的过渡阶段,在中国丧葬制度演化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我们全面了解中国丧葬制度的演化过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专家点评: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曹操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重大转折时期,曹操是这个历史转折节点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1700多年以来,中国历史名人中,“反复”最大、“争议”最大、“功过反差”最大的非曹操莫属。曹操墓是曹操历史活动的物质载体,为科学的认识、评价曹操提供了历史研究的基础。
    曹操墓作为220年的陵墓(230年卞太后合葬曹操高陵),有着明确纪年,是东汉晚期至魏晋时代为数极少的高等级墓葬,成为东汉晚期至魏晋时代高等级墓葬的考古学标尺。古代“陵墓若都邑”,曹操墓的考古发现对其都城邺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也将产生学术上的积极推动作用。
    曹操墓有着十分明确的时间,即218年曹操修建寿陵至220年2月曹操下葬。曹操墓发现的刻铭石牌、画像石资料,在书法史、美术史断代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艺术价值。
    曹操墓的考古发现及其今后进一步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为确立曹操墓及其相关陵寝建筑遗址、陪葬墓等遗存的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发挥了考古发掘“一点”带“一片”的文化遗产保护效果。

 

 

9、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

发掘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
发掘领队:秦大树

简介:

    定窑遗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北镇村及野北村、燕川村一带,其中涧磁、北镇窑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总面积约117万平方米。2009年9-12月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主动性的考古发掘。
    考古队在涧磁岭、北镇、涧磁西及燕川四个地点布方发掘,发掘总面积776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94处,其中窑炉11座、作坊12座、房基3座,灰坑45个、灶7座、墓葬2座、沟6条、界墙8道,出土了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
    本次发掘,发现并清理了从中晚唐到元代各个时期的地层;大体可以判定定窑的始、终烧时间;清理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包括2座保存较完好的五代窑炉、1座宋代窑炉、3座金代窑炉;出土了一批代表定窑各时期贡御情况的重要遗物,如五代、宋初地层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地层中的带“尚食局”“尚药局”“乔位”款、装饰龙纹的器物,其中还有一些仿古代青铜礼器造型的器物和精美的瓷塑制品;金代地层中的“尚食局”“东宫”款碗盘等,都为我们研究定窑贡御瓷器的特征及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专家点评:

    孙新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定窑是明清时期所谓的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与汝、官、哥、钧诸窑齐名于世。定窑以其精湛的印花白瓷和首创的覆烧工艺,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来,陶瓷和考古工作者曾多次对定窑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但遗憾的是迄今未见出版考古报告。2009年9-12月的这次主动考古发掘,学术目的性强,选点审慎准确,并注重运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取得了一批全新而丰富的实物资料,是近年来陶瓷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其一,发现的遗迹丰富,窑炉保存完整。这次清理的11座窑炉中有保存较好的五代窑炉2座、宋代窑炉1座和金代窑炉3座。均具有通风道长、火膛较深、烟囱宽大等特征,是深入探讨定窑窑炉结构和烧成工艺的重要材料。
    其二,地层堆积丰富,有助于确定烧制年代。这次清理的文化层不仅分属于过去已知的五代、北宋和金代,还出土了一批中晚唐和元代遗物,尤其是地层中出土的一些纪年材料,为确定定窑的始烧和衰落年代提供了依据。
    其三,出土的带款器物,展现了定窑贡御史。这次出土的瓷器标本达数千件,有不少属于贡御的定窑精品。五代、宋初地层中的“官”字款白瓷,与河南巩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随葬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北宋地层中的“尚食局”、“尚药局”款和龙纹装饰瓷器,显然是贡御之物,为史料中“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的定州白瓷器找到了产地。

   

10、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

发掘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安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肖发标

简介:

    华林造纸作坊遗址位于江西省高安市华林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东溪行政村的周岭自然村。2007年9~10月对其进行了第一期考古发掘,揭露出大批与造纸工艺有关的遗迹。经专家论证,一致认为该遗址是我国首次经过科学发掘的造纸遗存,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处造竹纸作坊遗址,对探讨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的发展史有着重要价值。2009年10—12月,对其展开了第二期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弄清了福纸庙造纸作坊遗址的布局状况。宋元造纸作坊遗迹的分布面积较小,只分布在发掘区的南部;明代造纸作坊遗迹的分布面积较大,主要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部,保留也较为完整。
    二、完善了明代造纸作坊遗址的工艺流程。发掘出来的明代造纸作坊遗址对完整,各项工序相互关联,几可再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记“造竹纸”有关原料加工的一整套工艺流程。
    三、新发现了元代抄纸房遗迹,使该遗址保留的造纸工序从“斩竹漂塘”到“煮楻足火”“碓打纸浆”后,又延伸到了“抄纸入帘”。
    四、进一步证实了华林造纸作坊始建于宋代,最早年代可以上溯到南宋时期,无疑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造竹纸遗址。
    五、清楚了造纸用水碓的形态演变。
    六、对华林造纸的规模与商贸路线有了更多了解。

专家点评:

    苏荣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相对于无机质生产的手工业遗址,有机质的手工业生产遗址保存困难,遗留有限。譬如,我国是众所周知的丝绸、造纸以及漆器的母国,虽然不断有相关遗物出土,文献记载言之凿凿,但作坊遗址罕有发现。
    造纸术是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自西汉的造纸遗物屡有出土,藏之公私的古籍汗牛充栋,长期以来却没能发现古代造纸作坊遗址,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从这一点看,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发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古代不同时期使用不同的原料造纸。华林造纸遗址是以竹子为原料的作坊遗址,而遗址所在的周岭周围的丘陵上遍生毛竹,原材料是充分的。
    造纸的三大工序中,关键环节是抄造工序,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内,在抄纸池旁发现了纸药锅的灶,应当是了不起的发现。
    造纸作坊中,最复杂的是原材料加工工序。而该遗址中发现了沤池与烧草木灰的灰坑及废灰的堆场、蒸煮遗迹等等。
    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发现最多的是水碓,也是发现该遗址的重要线索。发掘者经过调查把水碓划分出3个类型,反映出发掘工作的细致,值得首肯。
    考古学家认定该遗址的年代从南宋经历元代并延续到明代,相信有充分的依据。如此长的跨度,遗址的重要性自然更为突出。我们现在对古代造纸技术之所以知道较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宋氏是奉新人,籍贯在高安北临,曾在分宜任教谕,地处高安南近。华林造纸作坊在其不大的活动范围内,正是田野考古和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理想案例。相信随着对发掘获得的深入研究,还会有一系列新的重要的内容随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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